法治视野下的侦查讯问程序

本文以阐述传统思维下的侦查讯问的口供中心主义为基点,对造成口供中心主义的根源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证,指出传统侦查讯问程序是与现代法治理念相背离的,于当今法治社会的人权保障和程序正义价值理论是格格不入的。以思辨式的思维提出了构建法治视野下的侦查讯问程序,并就讯问的法治化要素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以期能给我国侦查讯问程序的革命带来灵感。     

论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的几个问题

刑法理论界对于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的研究相对薄弱.本文从历史沿革角度研究本罪的罪名、罪状和法定刑的逐步完善;提出犯罪客体应属复杂客体,犯罪对象应包括注册服务商标标识;区分伪造与擅自制造应以是否具有印制商标标识经营权和是否受商标所有人委托为标准;"情节严重"应在完善现有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基础上合理运用;本罪的主观罪过方面可以是间接故意.     

卡多佐的实用主义真理观——读《司法过程的性质》

对于卡多佐,学界基本上认同他是一个实用论者.但是,如果单从社会效用论的实用观出发,我们很难理解在卡多佐的司法观念中对法官精英化意识和遵循先例的强调,两者与社会效用至上的实用观存有一定的冲突.通过对《司法过程的性质》进行分析,并结合符合论和融贯论的基本理论,指出卡多佐的实用主义或实用论的真理观并非是绝对的社会效用至上理论,而是对符合论和融贯论之优点的综合借鉴,所以社会效用与法官精英化意识和遵循先例观念并存.     

妨碍信用卡管理罪行为方式探析

在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中,行为人明知其持有、运输的是"伪造的信用卡"或"伪造的空白信用卡"是一种对行为对象的明知,行为人虽然对"伪造的信用卡"和"伪造的空白信用卡"施加了影响,因为其不具有合法性,与刑法所保护的信用卡管理秩序也就不存在必然的本质与现象的联系,也就不能反映和体现信用卡管理秩序,因而是行为对象而不是犯罪对象.伪造居民身份证的行为与以骗领信用卡方式实施的妨害信用卡管理的行为之间构成手段与目的牵连关系,但由于刑法明确规定这种情况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定罪处罚,因而虽然是牵连犯,但不能适用从一重处断的原则,而应按刑法的有关规定处罚,这是牵连犯处断原则的例外.     

地方立法统一审议制度的法定功能

地方立法统一审议制度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专利"性立法程序制度。分析辽宁、上海和江西三地人大法制委员会的统一审议"作为",评估已实施的地方立法统一审议,结果表明,至少在作为研究对象的辽宁、上海和江西的法规样本范围之内,已实施的统一审议在实现其预设的两项法定功能:不当利益的扼制和法制统一的维护方面取得了一定功效。这个结论不仅有助于回应我国统一审议立法制度的存废之争,而且有益于该项制度的完善之辩。     

转载摘编法定许可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著作权法》第32条第2款确立了报刊间的转载摘编之法定许可制度。随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不断发展变化,特别是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这一制度本身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考察转载摘编之法定许可制度的本源,分析其面临的理论和现实困境,究竟应该维持现有规定甚至将其适用范围扩展到所有媒体,还是应该取消这一规则,是我们所面临的选择。考虑到国际强制规则与国内法的一致化、网络媒体的强势影响以及我国现实国情的改变,应通过目前《著作权法》的第二次修订工作全力祛除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不合时宜的规则。     

虚拟经营是做大做强企业的有效途径

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今天,传统的企业经营模式已不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进行企业组织创新,实施虚拟经营,已成为破解资源要素制约,做大做强企业的一条重要途径。一、虚拟经营的内涵和世界范围的广泛应用虚拟经营,是1991年由美国著     

诉讼欺诈行为研究——以刑法为视角的分析

诉讼欺诈是一种独特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对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分歧较大。事实上,诉讼欺诈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本质特征,因而应按诈骗罪定罪量刑。诉讼欺诈行为侵犯双重具体的社会关系,但其直接客体是单一客体。诈骗罪中的被骗人与被害人不必是同一人,但被骗人与财产处分者必须是同一人;在被骗人与被害人不一致的情况下,应当以被骗人为基准来判断处分意思和处分行为。     

论民事公益诉讼在我国建立的可能性——以从当事人适格理论的扩张为视角

本文从一则具体的案例入手提出公益诉讼在我国建立的"适格主体"的危机,并从当事人适格理论的发展现状分析了其日后的发展趋势,认为面临着社会化程度愈高、社会公共利益日益重要和社会公共利益意识淡薄的矛盾,当事人适格理论应该进行合理的扩张,给予除了直接利害关系人及其管理者和控制者外其他的社会成员、检察机关以及国家授权的社团以适格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地位,以解决我国在公共利益司法保护上的制度缺失。     

罪刑法定原则认识发展中的博弈

一、罪刑法定原则与时代发展的关系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百年以来罪刑法定原则的中西方命运,其实有着相似之处:在刑法典的文本之中,罪刑法定原则百年以来言之凿凿,排列在各国刑法典的首要位置;但是,近百年来世界范围内的战乱、冷战,以及各国的内部政治动荡,使得罪刑法定原则的现实化贯彻时日极短。